李有星:把握刑民交叉的本質,處理好程序與實體問題

發布時間:2019-08-17  

 

 圍繞刑民交叉典型案件與裁判規則,就如何把握刑民交叉的本質,處理好程序與實體問題, 我主要談五點思考:


思考一:刑民交叉的實質是什么?

刑民交叉案件一直存在,但總的說過去少,現在多,而且現在越來越多,多不勝數。為何會出現這么多刑民交叉案件?刑民交叉的根源性問題在哪里?刑民交叉案件為何會大量出現在金融、借貸、擔保等財產交易型的商事領域?這一問題的本質是缺乏行政對商事行為邊界的界定與監管,可以說是行政監管不到位的必然。行政管理或治理能力增強了,刑民交叉案件就會減少。


嚴格說,刑民交叉的概念不準確,應該是商事糾紛與刑事糾紛的交叉,即“商刑交叉”,但基于習慣就叫“刑民交叉”。我們都知道民涉及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純粹的民不可能與刑事犯罪有交叉,基于“同一事實”更是不存在。在民法視野中,如《民法總則》中是沒有法律責任這一部分的,有的僅僅是民事責任這一章。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主要有:(1)停止侵害;(2)排除妨礙;(3)消除危險;(4)返還財產;(5)恢復原狀、修復生態環境;(6)修理、重作、更換;(7)賠償損失;(8)支付違約金;(9)消除影響、恢復名譽;(10)賠禮道歉。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可以單獨適用,也可以合并適用。民事法律關系中主要有違約和侵權,這種民事違約和侵權較難與刑事犯罪聯系。


刑事容易與商事交叉,尤其集中在需要政府監管的商事領域,如公司、合同、證券、銀行、保險、借貸、擔保等領域。商是推動社會財富增加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核心力量,商事行為本身是受監管的行為,因此,凡是涉及商的法律制度中均有明確的法律責任,這種具體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商事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主要依賴于行政監管的作用,只有商事行為突破行政監管的容忍度才會進入刑事制裁的范疇。刑事是一種嚴重違法社會秩序以后的不能包容的制裁手段,介入商事領域應當有限度和謙抑。


民(商)和刑能夠交叉起來而且很多,其主要原因就是“重商不足”而“重刑過度”。一般情況下,行政機關維護市場經濟的社會秩序,最主要的是尊重商事習慣、制定商事規則、明確市場準入條件、商事行為業務邊界、明確商刑邊界和監管底線(紅線)。只有把邊界進行劃定清晰,讓市場主體的商人有明確的預期、底線和邊界,超越了邊界、突破了底線,就是刑事制裁之時。這種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邊界劃分并且做得好的是稅法制度和稅收犯罪問題,稅收行政管理機關不移交之前屬于行政監管范疇,刑事不介入,稅收行政機構移交案件后,公安才介入。


我國目前的金融商事問題最復雜,金融法治程度嚴重不足,制度規范短缺明顯。對于民間借貸等民間金融以及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產生的新金融業態的監管不足,邊界不清。這種情況下,就會產生較多的刑民交叉糾紛,甚至習慣于用“非法”和“變相”的理由調整商人行為。以“非法集資”“非法經營”“非法金融活動”“非法證券活動”等約束民營商人。事實上,一旦商事與刑事的邊界不清,出現問題就是公安機關沖在一線處理,刑民關系真的變成復雜了。在行政監管不到位、規則不清晰的領域,就需要司法機關把這個邊界搞清楚,清晰哪些情況不構成犯罪,哪些情況就是構成犯罪 ,從而減少刑民交叉的爭議。


思考二:創新包容不夠,政策性、制度性制造犯罪交叉。

我們處于一個日新月異的新時代,有很多事情是前面鼓勵創新,后面看到副產品出現了,急速掉頭,一個政策規定或制度制造一批犯罪,有的還溯及既往。本來是民事糾紛案件立刻成為了刑民交叉案件,案件數量大增。這個情況實際上是不包容和沒有政策連續性的表現,這是很大的問題,值得重視和想法解決。


思考三:刑事過度介入民商事,出現投資者保護不足。

在民商事借貸案件中,大約有30%—40%的被告均會提出抗辯說出借人是“套路貸”。實踐中,民間借貸、套路貸、職業放貸人、高利貸、黑惡勢力等概念與相互關系、評判標準有模糊之處。罪與非罪之間,此罪與彼罪之間存在分歧。同時,合法民間借貸的債權人權益受到不當影響,“欠債還錢”的民間借貸法則受到挑戰。借款人肆意指控出借人“非法高利貸”“套路貸”“暴力討債”等,從而達到拖延或拒絕償還債務、逃廢債的目的。這導致正常民間借貸當事人的極度恐慌不安,給民營經濟為主的區域營商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在掃黑除惡背景下,仍然要堅持法治原則,不能隨意將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定性為“套路貸”犯罪。


目前存在投資人不敢投資,有錢人不敢借錢、社會資金流動缺乏等情況。為什么會造成這種情況,因為有的地方打擊“套路貸”過頭了。以往民間借貸的規則有些被沖擊了,邊界開始模糊了。民間借貸是否就是非法金融活動?民間借貸是幾千年的習慣,同時也是滋養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的基礎性東西。很多同志習慣于正規金融的治理思維,有的試圖消滅民間借貸的存在。民間借貸利率比銀行借貸利率高,為什么借款人還要借,不借不行嗎?據統計,70%以上的中小微民營企業沒有經過銀行的資金支持,這些企業的生產經營資金就是依賴于民間借貸、民間資金的支持運轉。正常的民間借貸有其自身規律,也不是一味的高利貸,是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而且更加市場化和便利化。


現在往往把職業放貸人、高利率借貸作為是打套路貸的對象。僅從表面上把職業放貸人和高利率借貸當成“套路貸”打擊是不充分的。“套路貸”的核心構成要素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設置套路,形成虛假的債權債務關系,并借助虛假訴訟、暴力催收等手段實現占有目的。我們國家沒有高利率禁止規定的,法院不保護超出年利率24%的規定,也僅僅是不保護,但沒有禁止。民間借貸只要不發生糾紛雙方自愿履行、確實真實意思表示,目前法律并不自然追究。因此,僅憑利率高這一要素不能認定“套路貸”。職業放貸人也不是認定“套路貸”構成要件,有規范的職業放貸人對民間借貸市場是有利的,國家有必要抓緊制定類如“放貸人條例”的規則制度規范放貸人行為。用身份論去判定合同無效是沒有道理的,和原來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是矛盾的。


商法是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和投資者有限責任作為出發點,目的是鼓勵投資者投資。在投資者責任與債權人利益出現沖突時,優先保護投資者的有限責任權利,以免因投資而傾家蕩產,為保護投資者有限責任的實現而設計了破產制度。可是,公司法相關司法解釋突破公司法設計“初心”的規定,不斷突破投資者有限責任的制度,過多追究背后投資人的無限責任。這是違法市場經濟法規律的,也是引發刑民交叉案件頻發、投資者保護不利的原因,需要適時糾正。


思考四:妥善處理公檢法三家關系 ,強調檢察院的監督作用。

刑民交叉問題說到底就是公檢法三家的分工制衡關系處理問題,有時候個別主體會利用這種程序控制權、實體判斷和財產處置關系袒護或為某些人謀取不當利益。因此,要強化檢察院對刑民交叉案件中程序、實體和財產處置的全面監督,使刑民交叉案件實現形式和實質正義處理。


程序關系上主要有:(1)法院裁定駁回起訴后移送公安,公安不立案。(2)公安立案,要求法院移送,法院認為不屬刑事而不移送。(3)公安立案,但查證后認為罪不成立而撤案,特別是撤案后嚴重損害了民事權利人的權利。上述這幾種情況都需要檢察機關監督以避免不良產生。如本期案例中的“洪聰聰訴曹正林、楊翠龍等民間借貸糾紛案”中,二審法院發現該案存在誘使被害人簽訂“借貸”“擔保”協議、制造資金走賬流水等虛假給付事實、故意制造違約、借助訴訟程序意圖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等明顯的“套路貸”特征,依職權對此進行了調查和取證。經過與各方當事人的單獨談話,以及對各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逐一比對分析,最終認定該案涉嫌“套路貸”,存在詐騙犯罪之嫌疑。并認為必須依賴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而定,據此裁定駁回起訴。但是,如果公安不立案,或者立案后查證“套路貸”不成立,最終當事人只能回到法院起訴。其中,各個階段的時間、程序等都是問題。所以,原則上法院主動以涉嫌刑事犯罪的理由裁定駁回起訴存在風險,需要謹慎。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不要給民事法官過度的刑事審查壓力。民商事法官和刑事法官的各有自已獨特思維,民事審查案件中涉嫌刑事的手段有限,民事法官只要盡到注意義務和按照標準程序的要件審查就可以了。


思考五:關于刑民交叉財產處理問題。

財產處置中的“以刑代民”的情況很多,需要平衡民商事主體的財產利益和刑事案件相關人的財產關系問題。雖然刑民責任不同,但各主體的財產權益上應當公平對待。另外,有的案件中,特別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騙取貸款等案件,存在借助部分涉刑事的財產無端剝奪企業或個人的全部財產,甚至有的提出將這些未涉刑財產充公給政府當費用。法院執行和政府處置不是一個概念,也需要一個標準規則和程序,否則十分混亂。


 

文章來源:《法律適用》201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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